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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興業路

2011-09-16

那一年,是我第三個本命年,我去上海外調,也是平生第一次到上海,算是鄉巴佬進城,過了一把癮。
  到了上海恰巧是個星期天,正事是沒法辦了,正好可以隨便走走,這一走就走出了收獲和受益——終生的收獲和受益。這收獲和受益是在盧灣區的興業路上,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里竟讓我走進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
  當時二十多歲的我的知識層面里,僅知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南湖紅船上召開的,根本就不知道原來是在上海的興業路一間不起眼的石庫式樣的民房里正式召開的,后因故而轉移于南湖紅船上繼續進行。
  我們知道,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進行了英勇不屈的斗爭,但都相繼失敗了。魯迅說:風雨如磐暗故園。馬克思說,共產黨是個幽靈,而這幽靈是讓舊世界發抖的,所以,共產黨在世界各國的生存可想而知是非常艱難的。特別是蘇聯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后,更讓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們恐慌。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著實讓中國長期醞釀的燎原之火終于找到了突破口,新文化運動中的左翼知識分子在無數次的對比研究中,漸漸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的領導下,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888手机娱乐以及在法國、日本的留學生中相繼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繼而,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們開始著手策劃成立中國共產黨。
  成立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會議毋容置疑是一件天大的大事,在那里把當時的精英們召集在一起,更是一件大事。我們的古人向來認為越是危險的地方越安全,“燈下黑”、“臺風眼”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隱隱于市”嘛!還有更關鍵的是共產國際將派人指導中國共產黨成立事宜,在偏僻的山村或野嶺如像我這樣東西南北轉向的人,肯定不行,何況還有老外!
  上海,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繁華的形形色色的各類人群雜居的888手机娱乐,在這里召開這樣重要會議的確是很適宜的。而且選擇的地點也令人叫絕——法租界李書城家或稱李公館。別小看這李書城,他可是有名的人物,時任孫中山的總統府顧問,國務院參議,僅這一頭銜就讓人側目,在這樣的與共產黨格格不入的嘩嘩作響的大樹下,召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會議,即使說給上帝聽,上帝也不會相信。
  李書城有個弟弟叫李漢俊,在此與李達一起籌備中共一大會議。這李漢俊李達都是個風云人物,先說李漢俊,他12歲就東渡日本,精通日語、英語、法語、德語,特別是他精通德語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原版原著,是當時中國最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連董必武都說,“李漢俊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可惜的是他死的較早,1927年12月17日被敵人當天逮捕當天殺害于漢口,時年37歲。李達號鶴鳴,是個學者型人物,連毛澤東也親切地稱他為“鶴鳴兄”。解放后他任武漢大學校長多年,毛澤東每次到武漢都會抽空看望他,并對他的研究加以肯定,毛澤東說過,鶴鳴兄,你的《社會學大綱》我讀了不下十遍。但他在“文革”中也沒能幸免,死于1966年8月24日,時年76歲。
  那天,我在這個有著兩層樓的石庫式樣的民房里徘徊,總避免不了有些疑惑,你想吧,按說,當時有數十位參會者,為了安全起見,他們會在樓上開會,然而,會議桌卻擺在樓下,真有點匪夷所思。這事說來也是有趣,當初在此處建立“中共一大”紀念館的時候,他們對會議到底是在樓上或樓下召開的,也費了一番周折,據說,開始紀念館是把會議桌擺在樓上的,這是李達提供的依據。因為李達是會議的參與者之一,他的說法應該比較靠譜。后來,一次偶然的機會,董必武老先生來到這里,他說,錯了,錯了,會議桌應該在樓下。為什么?你想啊,中國人是最講禮儀的,樓上有女眷,我們這幫大老爺們怎么也不會在樓上開會啊,即使再不安全也要,不,必須在樓下。
  說的在理,董必武老先生一錘定音,于是會議桌從樓上搬到了樓下。
  現在,我們見到這張會議桌的時候,心里是肅然起敬的。而根本想不到的是,這張會議桌原來就是李書城家平常吃飯用的大餐桌而已。
  參加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者有多少人,一直是一宗謎案。不信,就是現在你問問對黨史即使有很多了解的人,恐怕面對這個問題,頭腦的記憶庫也會出現“短路”的情況。
  我曾經看過這樣一段文字:當時健在的有毛澤東、董必武、劉靜仁、包惠僧等人,憶起參加中共一大到底有多少人的時候,也是說法不一,最讓人納悶的是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人說對的。
  想想也是的,有人不是這樣說過,共產黨人不是算命先生。何況在那個時候那個環境下,誰能心中鐵定認準共產黨就能成事,能在二十八年后讓五星紅旗插遍全中國!何況參會者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哪里還細想細記誰還有誰參加了會!何況后來的戰火紛飛,血雨腥風,槍林彈雨,雄關漫道!成事后,驀然回首當初,恍如隔世之感,記不得,怪不得他們,真是有情可原。
  所以,還原歷史是非常非常費勁的事情,譬如我們在告別高中十五年時,有人提議,來個同學會吧,大家一呼百應,差點喊“烏拉”了。定了四五個人操辦,結果,他們絞盡腦汁硬是沒把全班的人都想齊。才十五年吶,而且又是在和平時期又是在一個888手机娱乐,唉,做一個明白人很難,做一個明白歷史的人更難!
  經過史學家們求證再求證,在浩繁史海里終于擷取了參與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單。除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42年4月14日被敵殺害,時年53歲)與尼科爾斯基(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時年60歲)先到,以及籌備會議的李漢俊和李達外,參會的第一個到位的是張國燾(他從搞學生運動到搞工農運動,親力親為,勇于負責,但從未當上過一把手,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他有8萬多人的隊伍,毛澤東的人馬不足一萬,他便想爭奪中央領導權,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繼而對黨的批評心懷不滿,屢屢拒絕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一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丑劇。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凍死于加拿大的一家養老院里,時年82歲),爾后是劉仁靜(一大召開時任翻譯。他的一生充滿了曲折與復雜,他脫黨較早,又是著名的托派,1986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他說過: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1987年8月5日死于車禍,時年85歲,在中共一大代表中,他是最后一個告別人世的)、鄧中夏(一大后,任臨時中央局委員長,中央局委員、組織部主任等職。后來從事工人運動。1927年參加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臺被敵殺害,時年39歲。),與他們在差不多時間到達的是毛澤東(1976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時年83歲)和何叔衡(他是一大代表中最年長的人。會后,他出任中共湘區委員會組織委員。曾與徐特立一起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回來后,在紅區瑞金出任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部長、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臨時法庭主席。紅軍長征后,他與瞿秋白留了下來,1935年4月24日突圍時被敵殺害,時年59歲。謝覺哉曾為其賦詩道:叔衡才調質且華,獨辟蹊徑無纖暇。臨危一劍不返顧,衣冠何日葬梅花),緊接著是陳潭秋(一大回漢后先后任中共武漢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負責人,1923年2月發動與領導了武漢各工團學生組織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斗爭。曾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888手机娱乐執行委員,糧食人民委員。中央紅軍長征時,留任中央蘇區分局委員,領導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8月,與陳云等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留駐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2年9月17日被反動軍閥盛世才監禁,在監獄中堅貞不屈。由于消息隔絕,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央委員。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殺害,壯烈犧牲于天山腳下,時年47歲)和董必武(中國近代急劇變化的歷史潮流,淘汰了多少顯赫一時的風云人物。但是,董必武始終站在偉大歷史變革的前列。他在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地隨著時代前進。他是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法學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畢生奮斗不息,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功勛。1975年4月2日病逝于北京,時年90歲)、王盡美(中共一大后,他任中共山東區支部書記。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的口才他的書法他的繪畫他的詩歌他能演奏各種樂器都讓人為之傾倒;他領導了京奉鐵路山海關工人罷工、秦皇島碼頭工人罷工、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在工人中的威信相當高,1925年8月19日王盡美因嚴重的肺病病死于青島醫院,時年僅27歲,在中共一大代表中,他是第一個告別人世的)、鄧恩銘(他曾參加了中共一大、二大、四大會議,任中共山東省執行委員會書記。1928年被叛徒出賣,在獄中組織越獄,但他由于身體體質較差,在越獄后又被抓回,后在審訊中被一個見過他的審判官認出,1931年4月5日被敵殺害,年僅30歲。董必武曾在新中國成立后寫詩悼念王盡美與鄧恩銘: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泛舟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松),周佛海(1948年2月28日,淪為漢奸的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橋監獄,時年51歲),來的最晚的是陳公博(1946年6月3日淪為漢奸的他被執行槍決,時年55歲)、包惠僧(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八一起義后,與中共脫離組織關系。1950年12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1957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1976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時年85歲)。據專家們考證,包惠僧不能算是代表,只能算是個出席者,所以,我們在一些有權威的黨史書籍里很難看到“中共一大十五位代表”這樣的文字,而經常看到的是:“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這樣的文字。
  最為巧合的是,這十五位參加中共一大的會議者的平均年齡:二十八歲,是毛澤東參會時的年齡。
  面對二十八這個數字,油然讓人想起“二十八畫生”的故事;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二十八年奮斗贏得新中國誕生的傳奇以及到現在還沒解開的謎團:為什么在新中國誕生之日,毛澤東堅定地說,這一次禮炮要放二十八響。不知當時的毛澤東知道不知道國外在舉行重大慶典時,最高的禮儀是,禮炮最多放二十一響。
  金一南說過: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干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那是一個最需要熱血的時代。
  有時靜下心來想一想也非常有趣。那時根本沒有普通話一說,這些從莫斯科、從伊爾庫茨克,從日本,從中國的南方、北方,操著德語的、英語的、俄語的口音的人,操著湖北的、湖南的、江西的、山東的、廣東的、貴州的口音的人聚集在一起,該是多么的的熱鬧,但又是多么的和諧,因為他們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成立中國共產黨。
  這個會議室陳列的照片也讓人浮想聯翩,這些人個性是那么鮮明,有穿長衫的,有穿對襟紡綢白上衣的,還有穿西式襯衫結著領帶的;有留八字胡的,有蓄絡腮胡子的;有教授派頭的,有學生模樣的……五花八門,大家在餐桌邊圍坐一起,由于電壓不足,那一盞發出黃暈光線的電燈照得人們越發像一群“疲憊的乞丐”,與我們心中想象的共產黨人形象隔得或許太遠。但歷史不能想象,歷史并非理想,歷史是真實的。真實的歷史證明,正是這些人,正是這些貌似不經意打扮的人,正是這些充滿熱血的人,將中國現代史上嶄新的一頁或劃時代的一頁輕輕地而隆重地掀起。
  啊,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歷史證明,雖然短短的一個星期(中國一大會議所用的時間,據史料云,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但“中國改變了方向”。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確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廢除資本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一開始,就確定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黨的根本目的,并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有著根本的區別。
  開國領袖毛澤東曾這樣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17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總之是從此以后,中國改變了方向。”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為之一新了。
  走進歷史,應該說在當時,這十五人走進李公館坐在這個大餐桌旁,參加建立在當時“非法的”秘密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是冒著很大的危險的,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的他們對于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堅定的,至于后來他們離開李公館離開大餐桌的變化,正如魯迅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也如魯迅所說,然而只要不礙于行進,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歷史永遠銘記,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毛澤東,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了我國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找到了我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他和他的戰友們締造了人民的軍隊,創建了革命的根據地,指揮了長期的革命戰爭,帶領中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沖破了前進道路上無數艱難險阻,戰勝了國內外的強大敵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并進而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
  如今,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的第一大黨,也是世界上第一大黨。中國共產黨也從最初的50多個黨員發展到截至2009年底,總數為7799.5萬名黨員。從黨員的入黨時間看,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67.5萬名,新中國成立后至“文革”前入黨的760.6萬名,“文革”期間入黨的1211.5萬名,粉碎“四人幫”至黨的十六大前入黨的3857.8萬名,黨的十六大以來入黨的1902.2萬名。
  每一個來到中共一大會址的人都會對董必武題寫的“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八個大字產生無盡的思索,無盡的感喟!
  在中國一大會址里徘徊,我想得很多,我以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興業路召開,不僅有巧合的因素,也有天意的因素。興業、興業,里面不正是蘊含著“興旺發達的大事業”之意嗎?而我們所惟愿所推崇的大事業,當然是黨的大事業,人民的大事業,中國的大事業,而這些大事業不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指導之下,正蒸蒸日上著,興旺發達著么!世界上還有什么事業比這興旺發達的大事業更讓人愉悅,更讓人亢奮,更讓人歡欣的么?!
  哦,永遠的興業路!